发文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1989-12-20
执行日期：1989-12-20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各位委员：
今年8月15日，最高人 ；敦促一切有经济犯罪行为的人及早自首、坦白，争取宽大处理。通过宣传发动，增强了社会各界的信心，动摇了经济犯罪分子，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一批经济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群众检举揭发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的线索也大幅度上升。这次宣传贯彻“通告”声势较大，范围较广，形式也多样化。
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和“通告”的规定，及时审结了一批宽严典型案件。
从8月15日“通告”发布到10月15日止，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检察机关起诉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案件6755件。这些案件，虽然绝大部分是“通告”以前侦查立案的，由于“通告”中宣布：在“通告”发布后正在办理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案件，也适用“通告”的规定，因此，法院适用“通告”判处了经济犯罪案件5167件。其中，贪污1831件，受贿830件；投机倒把181件；判处案犯7913人，其中，从宽判处的2249人，从严判处的989人；从宽中，从轻1295人，减轻737人，免予刑事处分217人。在判处的案犯中，已发生法律效力的4406人。其中，死刑（包括死缓）、无期徒刑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351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889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3166人；司（局）级干部8人，县（处）级干部91人。
各级人民法院在适用“通告”审理经济犯罪案件中，严格依法办事，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切实保证“通告”的各项规定得到落实。主要做法是：
1、抓大案要案的审理。万元以上的大案和处级以上干部犯罪的要案影响大、危害大。抓好大案要案的审理，可以让群众看到我们惩治腐败的决心和行动。在这期间人民法院判处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大案要案占了相当比例，其中有贪污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以至几百万元的大案；也有司（局）级和县（处）级干部贪污、受贿被判刑的要案。比如，原广州市白云区竹料信用社会计陈章源，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达321万余元。最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的规定，以贪污罪，判处陈章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又如，黑龙江省大庆石化总厂老年服务公司经理、副厅级干部关文彬，任职期间，共收受贿赂2.7万元。由于关能够主动投案自首，并退出全部赃款，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刑法和“通告”的规定，于9月12日以受贿罪，判决关文彬免予刑事处分。
2、依法严格掌握宽严幅度，该从宽的坚决从宽，该从严的坚决从严。从宽、从严都要依照法律，并按照“通告”的规定，充分体现政策。从宽是在法律范围内的从宽，不是宽大无边。“通告”期间，各级法院适用“通告”规定从宽处理的案件，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投案自首，并交出全部赃款的，依法从轻处罚。如桂广庆投机倒把、受贿案。桂广庆原是湖北省武汉冶金研究所所长，他利用职权，将冶金部拨给该所计划内的5吨镍板私下倒卖，非法获利40余万元，还受贿1.3万余元。桂广庆所犯的罪行，论罪应该判处死刑。但鉴于他主动投案自首，并退出全部赃款，武汉市中级法院依照“通告”的规定，数罪并罚，从轻判处桂广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此案的具体情节和“通告”的精神，从轻的幅度还应当再大一些。因此，终审判决，改判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既投案自首，积极退赃，又有立功表现的，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如朱希亮贪污、受贿案。朱原是黑龙江省大庆石油管理局天燃气公司器材供应组计划员。他从1988年7月至1989年6月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8万余元，实得4万余元，同时受贿3万余元。朱希亮在“通告”的感召下，于9月30日携赃款4万余元到吉林市中级法院投案自首，次日又向检察机关交代了全部罪行，退还赃款7万余元和彩电、录象机等赃物，还检举了两名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均查证属实，予以逮捕，有立功表现，吉林市中级法院依照刑法和“通告”的规定，数罪并罚，减轻判处朱希亮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3）对于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者在押未决人犯能主动坦白交代全部罪行或者余罪，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检举立功的，根据不同情节，依法也予以从宽处理。如杨义海受贿案。杨系湖北省秭归县航运公司经理兼党总支书记。他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1.2万余元。杨义海归案后，除如实坦白交代自己罪行，退出全部赃款外，还检举揭发了11人的经济犯罪行为，其中10人的罪行已查证属实，1名副厅级干部已被逮捕。秭归县法院认为，杨义海不仅能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积极退赃，而且有重大立功表现，依照“通告”的规定，判决免予刑事处分。
对于那些负隅顽抗、拒不交代、隐瞒犯罪、转移赃款赃物或者毁灭证据，或者互相串供，订立攻守同盟，或者畏罪潜逃，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分子，则坚决从严惩处，罪该判处死刑的坚决判处死刑，罪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在“通告”规定的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批严重经济犯罪案件，其中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核准了死刑。这些被核准死刑的罪犯，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罪行被察觉后，不坦白交代，而是继续犯罪。例如，刘俊峰贪污案。刘俊峰利用担任河南省工商银行沈丘县支行东风路储蓄所会计兼负责人的职务之便，贪污公款8万余元。当其罪行败露后，不仅不坦白交代，反而骗取公款1万元潜逃。一、二审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最高法院核准了对他的死刑判决。（2）隐瞒犯罪，畏罪潜逃，企图逃避法律制裁。如广东省东莞市工商银行石龙办事处金融服务部记帐员林德新，勾结个体户黎锡洪，贪污公款127万余元。作案后，在准备逃往香港时被我公安机关人赃俱获；再如，湖南省工商银新晃侗族自治县支行营业部复核员胡启林与工人吴文波勾结，贪污公款28万余元。胡启林在犯贪污罪期间，又多次挪用公款10万余元，填补帐上亏空，以掩盖贪污罪行。胡、吴自感罪行严重，携带巨额赃款潜逃，先后流窜湖北、四川、甘肃、新疆、贵州、海南等地，后被抓获。最高法院依法核准了上述罪犯死刑。（3）将犯罪所得巨款任意挥霍，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如福建省仙游县郊尾粮站梅塘糖点副食品实物负责人兼门市部付货员陈明华，于1987年12月至1988年5月，利用职务之便，盗卖面粉17万多公斤，价值14万余元，销赃后得款13万余元，大部分用于赌博、挥霍，案发后仅追回赃款4万余元；又如，原北京市皮件三厂副厂长武克强，从1981年至1987年6月，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34万余元，实得赃款23万余元，赃款大部分被用于挥霍、行贿，并给北京市皮件三厂造成20万元的经济损失，罪恶累累。上述罪犯，均被最高法院依法核准死刑。
各地人民法院在适用“通告”审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坚持“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方针，始终坚持把事实搞清楚，把证据搞扎实，并注意查明案发经过和退赃、检举立功等情况，以确保办案质量。从而防止误把不是从轻、减轻情节当作从轻、减轻判处；或者误把假自首、假坦白作从宽处理；同时，也防止依法应该从宽的不敢从宽。
三、大张旗鼓地宣判一批宽严典型案件。各地人民法院在结合宣传贯彻“通告”的同时，及时选择一批自首坦白、检举立功被从宽判处和拒不坦白交代被从严判处的典型案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判。从8月15日到10月15日，各地人民法院共召开公开宣判大会1044次，宣判宽严典型案件2614件。其中，贪污576件，受贿283件，投机倒把53件，判处案犯4320人，其中，从宽判处772人，从严判处287人；从宽中，从轻判处351人，减轻判处251人，免予刑事处分170人。由于兑现了政策，大大发挥了“通告”的感召力和震慑力，扩大了办案的社会影响，对于敦促犯罪分子自首坦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辽宁省丹东市中级法院9月8日召开政策兑现的宣判大会之后不到4天，投案自首人员就增加了一倍多。
各地人民法院在选择典型案件大张旗鼓地公开宣判时，注意选择那些有利于体现“通告”精神，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促进廉政建设的宽严典型案件，就案讲法，全面体现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尊严，造成“兵临城下”的态势，促使犯罪分子放弃侥幸心理，争取走从宽之路，同时，也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同经济犯罪作斗争的意志，得到了社会各界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四、及时指导，使贯彻“通告”的工作健康、深入地向前发展。“通告”是当前打击经济犯罪的一项临时大政策，时间性和政策性强，各地人民法院都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指导。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各地人民法院在贯彻“通告”中遇到的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及时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下发。为了加强对全国法院贯彻“通告”工作的指导，最高人民法院于10月7日至11日召开了全国部分省、市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交流了各地法院贯彻执行“通告”的情和经验，研究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见。会议认为，审理在限期内投案自首、坦白交代和拒不投案、顽抗到底的经济犯罪分子，既要敢于依法从宽，也要敢于依法从严；宽不能宽大无边，严要严而有度；并对如何掌握政策、法律界限提出了具体意见。此外，还通过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对下级人民法院适用“通告”规定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加强指导。从而对各地法院正确执行“通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这次贯彻执行“通告”取得了很大成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事实说明，从总体上讲，我们国家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清正廉洁、秉公办事的，这是主流。但也确有少数人受金钱的诱惑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投机倒把，走私诈骗。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集体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使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损害，必须给予法律制裁。
“通告”规定的限期，到10月31日为止，不再延长，但是，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惩治腐败的斗争决不能放松。从人民法院贯彻执行“通告”的情况看，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一些法院对于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宣传“通告”的声势不够大，群众发动得也不够广泛、深入。一些隐藏较深的经济犯罪分子还没有被挖出来，有些县（区）甚至无1人投案自首。在投案自首的人员中，投机倒把特别是单位投机倒把和走私、行贿的也较少。这表明这场斗争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进行下去。
邓小平同志在最近指出，惩治腐败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现象，在我国已经产生扰乱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我们与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作斗争，不仅是经济领域内的一场严峻斗争，而且是一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只要改革开放继续，并且最终要获得成功，严惩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的斗争就不能停止。因此，这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斗争，必须坚决克服急于求成或者只搞一阵子的错误认识，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人民法院的队伍建设，特别是廉政建设，充分发挥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把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作为人民法院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各级人民法院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继续与检察、公安、司法、监察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动员社会力量，形成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的天罗地网，扫除死角，把惩治腐败、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
打击经济犯罪是否有力，关键在于能否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当前，“以罚代刑”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以致不少严重经济犯罪案件本应移送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但有关部门只作行政处罚或经济处罚了事。这种“以罚代刑”的结果，造成了对一些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打击不力，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都很重视，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我们认为，凡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都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审判，任何机关无权擅自处理，不得以罚代刑。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方面加强监督，给予支持；有的还涉及到法律的修改问题，建议及时予以解决。
“通告”期限届满以后，各级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实行从严惩处的方针，继续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坦白从宽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对投案自首和立功者，只要符合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条件，仍将依法从轻、减轻处罚，有的还要依法免予刑事处分。但是，从宽的幅度不会再象“通告”规定的那么大了。现在离“通告”到期只有几天的时间了，我们还要正告那些犯有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罪行的经济犯罪分子，要抓紧时机，自首坦白，立功赎罪，争取走从宽的道路。
在“通告”期间投案自首的和查获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案件，今后将大量起诉到法院。及时、正确审理这些案件，是人民法院今冬和明年上半年的重要任务。人民法院审理这些案件，将继续适用“通告”的规定，依法处理。我们在最近召开的部分省、市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对今后工作作了部署，强调在“通告”到期后，各级人民法院仍要加强领导，总结经验，克服缺点，统筹安排，继续把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的斗争抓紧抓好。人民法院决心在党的领导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把这场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坚决依法从严惩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坚决惩治腐败，夺取更大的胜利！为治理整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