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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益和律师事务所 刘义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上诉人王俊的辩护人，我认为，依法，王俊不应当被处以极刑，一审判决量刑明显失当。
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王俊具有无可辩驳的重大立功表现。所以，我的辩护意见，主要围绕一审判决书第12页至第13页关于王俊不构成重大立功的一段论说展开。
一、这段论述中两个“不构成立功”的结论都是错误的，而且自相矛盾
这段论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该段的开头起，到第13页的“不构成立功”止。这一部分所讲的内容是：毒品犯罪分子归案后，只有讲出被检举人的真实姓名，才可以被认定为立功，而上诉人王俊因为不知道姜志雄的真实姓名，仅供出姜志雄的绰号叫“星星”，和，为侦查机关指认出姜志雄的照片。正是基于这种理由，一审法院认为王俊不构成立功。
一审判决在这里明显犯了一个重大的逻辑错误，就是大前提错误。
《刑法》第68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最高法《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这就是认定立功逻辑推理的大前提。
“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是外延极为广泛的概念，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条件或排除之例外。如果说，对行为人所检举、揭发的内容有什么要求，那只是在价值层面。也就是说，行为人检举、揭发的内容、提供的线索、信息，对于侦查机关侦破其他犯罪，或抓获其他犯罪人是有帮助、有价值的，都应当认定具有立功表现。根本不存在所检举、揭发的内容，提供的线索，必须包含被检举人的真实姓名这个必要条件。显然，所谓只有提供了上家的真实姓名，行为人才构成立功，完全是一审法院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以外的凭空杜撰，没有法律根据。
逻辑学常识告诉我们，大前提错误，结论必定错误。所以，依照法律的规定，不是王俊“不构成立功”，而是一审判决的这一结论本身不成立的，是错误的。
一审判决这段论述第二部分的内容是：“上述姜志雄归案经过说明，王俊供述姜之绰号、辨认照片等行为的客观效果仅等同于王俊直接供述上家姓名，而该效果还系公安机关经过大量排查工作方取得，因此，王俊的行为不构成立功。”，
除了对法律作了明显的曲解（下文再论），联系前文，这部分内容又明显犯了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前一个部分是说，因为你王俊没有能够供述出姜志雄的真实姓名，所以，我不能认定你为立功。而这一部分说，你实际上已经“直接”供述了姜志雄的姓名，但我还是不认定你为立功。
尊敬的各位法官，综合这段论述的前后两个部分，那就是，你供述出上家的姓名也罢，没有供述出上家的姓名也罢，进而，你构成立功也好，没有构成立功也好，反正，我就是不认定你立功，就是要杀你。这就是这段文字向我们揭示的一审判决的蛮横逻辑。
二、王俊的行为完全符合立功要件，应当认定具有重大立功表现
（一）王俊主观上有强烈的立功愿望
尽管，行为人的主观态度并非认定立功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立功愿望与没有立功愿望，在立功的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主观上有立功愿望，反映出行为人配合侦查机关侦破其他犯罪，抓获其他犯罪人的自觉性和迫切性；其次，有立功愿望，并在这种主观态度支配下，行为人的所作所为具有明确的行为取向，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配合侦查机关侦破其他案件，抓获其他犯罪人，就是为了消除社会的安全隐患。上诉人王俊从被抓获那一刻起，就向侦查人员表示“我要立功”，“我要帮助你们抓获上家”，并主动要求带侦查人员去武汉抓捕“星星”。这种主观心理态度他从未动摇过。至于未能供述出姜志雄的真实姓名，并非他主观上不提供，诚如一审判决所说，他是确实不知道，无从供述。
（二）王俊具有重大立功的切实行为
1、向侦查人员供述了卖给他毒品的上家绰号叫“星星”。
2、提供了“星星”的手机号码：在他手机中储存的名字是“武汉星星”。
3、向侦查人员提供了“星星”的大约年龄、身高、脸形、胖瘦，以及因为曾被人挑了脚筋，“走路一瘸一拐的”等体貌特征。
4、向侦查人员提供了“星星”住址的基本方位，提供了如下参照物：在武汉的硚口区，靠近汉正街、沿江大道、晴川桥，口头有一个叫龙王庙的派出所，派出所进去走大约
5、向侦查人员提供了“星星”家住房的特征、内外部结构，以及室内各式物品摆设等情况：是一个自己盖的三层或四层楼的私人房屋，不是（正规的）商品房，没有院子，房子的前门左手边是一个很窄的水泥板楼梯。房子还有一个后门，而且，“星星”在其家门口巷子装有摄像探头，凡是进出巷子的人，都会被摄像头传送到他电脑和电视机上，其目的是防着警察抓他。
上诉人提供这些情况，很明显，就是意在提醒侦查人员，如果进入“星星”的住宅抓捕“星星”，应当注意对后门的布防，应当防止在还没有进入其住宅之前，就被“星星”发现，以至于抓捕失败。我想，武汉警察最终没有选择在姜志雄的住宅抓捕姜志雄，与上诉人提供的这些信息不无关系。
6、公安人员在武汉查捕姜志雄过程中，上诉人对查捕人员打来的核实电话有问必答，多次在电话中为查捕人员引路。
7、为公安机关指认出姜志雄的照片。
综合这些信息，上诉人其实已经将其上家“星星”直接定位于姜志雄，诚如一审判决言，等同于“直接”供述上家姓名。凭着这些信息，不要说握有各种侦查手段的公安人员，即便一个普通人，找到姜志雄，也已经不是难事。正是由于上诉人提供的这些可靠、准确信息，才使公安机关得以迅速抓获姜志雄。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上诉人的检举、揭发，如果没有他提供的这些信息，公安机关不可能抓到姜志雄，起码，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迅速地抓到。显然，姜志雄的被抓获，与王俊的检举、揭发和其所提供的大量线索、信息，具有因果关系。姜志雄被抓获，上诉人功不可没。
三、以公安机关的“排查”工作否定上诉人的立功是对法律的曲解
这段论述中，一审判决两次提到公安机关所做的“排查”工作，以否定王俊立功的成立。我认为，这是一审法院对法律的误读和曲解。
刑法之立功，是行为人与侦查机关共同作为的结果。是所谓多因一果。两个方面的努力，缺一不可，都是成就行为人立功的必要条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成就立功。行为人检举、揭发，提供线索、信息后，进行查证，是侦查机关的法定义务。依最高法解释的界定，立功分为5种形式。在这5种形式的立功中，除阻止他人犯罪和具有其他突出表现两种类型外，其余形式的立功，均不要求行为人身体力行，而主要是提供信息支持。利用这些信息，侦破其他犯罪，抓获其他犯罪人，将这些有价值的信息转化为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现实成果，是侦查人员的本职工作。其次，侦查机关在利用这些信息时，并非不再需要梳理、分析、研究，乃至加工、深化和挖掘。这是“查证”的题中应有之意和基本要求，乃侦查工作主观能动性使然。而行为人的检举、揭发，提供线索和信息的作用，始终处于，也只能是处于帮助和支持地位。
所以，以所谓侦查人员的“排查”工作，否定上诉人的立功，无论在法律层面、逻辑层面，抑或事实之可性层面，都是不能成立的，是错误的。
此外，涉案毒品没有流入社会，上诉人是以贩养吸等，在一审辩护意见中，以及上诉人上诉状中均已提及，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有理，请求法庭依法认定上诉人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予以改判。
谢谢！
二O一一年一月十日